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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如何定位自己,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方式,同時也會影響未來世界秩序演變的結果。

作者:本刊記者 雷墨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11-14
  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意義非同一般,關鍵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始於19世紀中期,自那以後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以及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總體上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下進行的。進入21世紀之後,國際秩序深刻變化的主題,是西方主導國際秩序能力的式微,以及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對此所作出的迴應。
  世界會變得“陌生”起來。
  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重要場合都提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接見回國參加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全體使節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更多的解讀來自學術界,視角總體上也離不開三個維度,即力量之變、時局之變以及中國的定位。
 
  力量之變
  人類社會任何一次稱得上“大變局”的歷史現象,幾乎都發端於物資力量對比的變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即是生產力革命。某種程度上説,誰主導了世界生產力,誰就能推動力量之變。起源於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所爆發出的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這種生產能力在西方世界的擴散,使西方成為後來兩百多年世界生產能力的絕對主導者。這兩百多年也是西方“力量中心”的世界。
  根據相關數據,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的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以中國和印度為主),工業生產品在世界的佔比基本上還是各佔50%。但到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工業生產品在世界的佔比達到了近90%,包括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佔比僅為約10%。
  進入21世紀後,力量的平衡在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發生了明顯變化。2010年,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在製造品上的佔比分別是60%和40%。有學術機構預測,到2050年,這個比例很可能會顛倒過來,即西方國家佔比40%,非西方國家佔比60%。也就是説,從18世紀中期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啓到21世紀中期這300年裏,世界首次面臨“力量中心”從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轉移。
  根據2017年金磚國家廈門峯會期間公佈的數據,2017年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從2007年的12%增加到23%,幾乎增長了一倍。而這些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金磚國家在經濟總量世界佔比上,已經逼近美國和歐盟。這些國家既是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也是非西方國家的代表。它們經濟實力相對於西方國家的變化,無疑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變化的表現之一。
  經濟增長的區域視角,是觀察“力量之變”的另一個維度。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18年一份題為《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的戰略選擇》的報告中預測,到2035年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將接近6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並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根據2018年東亞峯會期間發佈的數據,2017年東盟與中日韓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21.9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佔比27%,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這是18世紀中期第一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總量與增長的重心,首次向東方“迴歸”。
  在這輪“力量之變”中,最突出的變量是中國因素。在近300年的歷史裏,中國經濟實力在世界佔比的變化,與經濟重心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轉移高度吻合。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在那300年曆史中,非西方世界裏物資生產能力的主力軍一直都是中國。所以,中國生產能力的起伏跌落,成了觀察世界生產力主導者變遷的一個顯性指標。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的經濟總量依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約1/3,那時的英國經濟總量世界佔比約為5%。但當時中國在物資生產能力上的優勢,掩蓋了其在經濟增長潛力上的劣勢。根據相關數據,1800年清朝政府的税收總額中,工業和貿易佔比僅為30%,而同時期的英國已經超過80%。財政收入結構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當時中國以田賦為主要税基的經濟結構,已經被工業革命拋在了時代的後面。此後,就是中國的“屈辱百年”。
  198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佔比不到2%。那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發展中國家,工業生產品世界佔比不到10%。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世界佔比為16%(僅次於美國的24%),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工業製造品世界佔比增加到40%。不難看出,中國的變化曲線,也是生產力重心在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變化的曲線。
  不過,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即將結束時,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科技實力,東西方的力量天平並沒有完全改變,充其量只能説在逼近力量均衡的臨界點。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沒有改變,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得以維持。
 
  時局之變
  數百年前,“力量之變”促成了“西方中心”世界的形成。那個“西方中心”世界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648年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此後國際格局的演變,都是基於這個源於西方的體系。歷史地看,這個體系演化的高潮,是二戰結束後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機構,以及諸多協議框架、議事規則等制度性安排。客觀地説,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戰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歷史時期世界總體上的和平與發展,與西方國家內部的穩定與繁榮呈正相關性,同時也與西方(主要是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現實有着高度的關聯性。某種程度上説,這個“西方中心”世界是西方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的“外溢”。
  美國著名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關於“美國的全球體系”的論述中説,美國的全球力量,是通過一個明顯地由美國設計的全球體系來發揮的,它反映了美國的國內經驗。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傑拉德·魯傑認為,二戰後多邊主義原則的擴張,建立在美國關於令人滿意的世界秩序是由何構成的想象的基礎之上,它們複製了美國國內的秩序。
  大變局的顯性特徵之一,就是西方主導世界秩序能力的式微。既然“西方中心”世界與西方內部因素的外溢相關,那麼探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有必要從西方世界內部的變化中尋找原因。
  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的2016年,英國舉行了“脱歐”公投。現在不會再有人覺得這純屬巧合了。因為與這兩隻“黑天鵝”同時出現的,是歐洲範圍內民粹主義崛起這頭“灰犀牛”。從學術角度看,反全球化、反移民乃至白人至上主義,凸顯的西方身份政治問題,即西方人在焦慮亨廷頓所説的“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又會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但從近年來美歐內部政治的變化乃至動盪來看,曾經讓西方引以為傲的代議制民主、權力制衡等,越來越無法回答“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民粹主義的崛起,某種程度上説反映的是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功能失調。
  美國內政外交的鉅變,已是不爭的事實。即便特朗普離開白宮,這種變化也不會停止。
  多元主義之於美國,不僅是其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還已成為這個體系的根基之一。但在特朗普時代,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正面臨淪為政治邊緣的境地。如今,美國政治中“多元主義”與“愛國”,兩者之間的距離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大。而且,這種現象不只是美國獨有。遭遇難民危機的歐洲,對身份政治的焦慮和反思,一點也不比美國少。從以自己的模式來“塑造”世界,到對自己的模式產生質疑和焦慮,西方政治的這種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時局之變”中。
  時局之變是事實,但如何變還未可知。用某些學者的話説,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進入“無人區”。一方面,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現式微,但意願卻一點都沒有,如果不是更強的話。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參與國際治理的意願在增強,但卻在能力上還沒有達到與西方勢均力敵的程度。隨着東西方力量的天平進一步向非西方傾斜,“問題”只會變得越來越尖鋭。按常理説,西方只有通過改革,在現有體系中更多地吸納非西方國家的訴求,才可能維持世界秩序的平穩運行。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西方更傾向於循着歷史的慣性,憑藉歷史積累的優勢,延續西方的主導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壞性建設”的方式,企圖再現美國絕對主導的歷史。換句話説,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對時局之變的迴應,遠不如歷史上它們“創造”世界秩序時那樣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不會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進入“無人區”,也意味着時局之變中藴藏着巨大的風險。
 
  中國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來説,中國如何定位都尤為關鍵。從中國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變局中把握和創造機遇、化解潛在的風險,是中國不得不面臨的核心問題。從世界角度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中國,沒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説,中國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這樣量級的參與者,處於大變局中的世界無法忽視其存在和訴求。
  中國如何定位自己,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方式,同時也會影響未來世界秩序演變的結果。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定位不會是靜態的,而是一箇中國與世界關係演化的過程。這個演化過程對中國來説,具體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機遇與挑戰的問題。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高度重疊,中國的機遇與挑戰並存,重要的是要“化危為機”,讓中國贏得更好的發展。
  總的來説,中國目前仍處在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但在某些學者看來,這個戰略機遇期也是在“矛盾”中延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撰文稱,戰略機遇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內部不斷進行的改革開放進程與動能日漸衰弱的全球化進程;次要矛盾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國家關係的意願與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戰略競爭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説,如何駕馭戰略機遇期是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南京大學的朱鋒教授在文章中寫道,“大變局”的探討,不能一味沉迷於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再分配,更需要避免成為西方攻擊中國的新靶子。在他看來,“大變局”的討論和思考,應該讓全黨同志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崛起和“大變局”中的中國未來,仍將是一個充滿曲折和艱辛的過程。“從國際關係史上説,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國屈指可數,中國可能又一次面對大國崛起的前所未有的戰略挫折,這才是我們需要去分析的問題。”
  源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西方中心”世界,其發展過程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即是戰爭。這些戰爭中,有吞噬整個歐洲大陸的拿破崙戰爭,有蔓延全球的兩次世界大戰。所以,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裏,世界秩序的最終定型,離不開戰場上血與火的較量。也正因為如此,中國這個“歷史上最大規模參與者”的出現,與美國大國戰略競爭的實踐,引發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聯想。
  某種程度上説,把中國的定位認知為一個演化的過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權力競爭的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天然帶有的開放、理性與包容因素,是對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現象的正面迴應。在某些學者看來,百年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國存在本質差異,因此只要中國保持定力、堅定自己的戰略方向,可以避免類似於以大國間戰爭的形式進行的權力轉移,大變局對於中國來説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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